讓閱讀不再是私人的故事——專訪皇冠文化總編輯許婷婷

# 記憶共生出的結果＿自我定位

引言

如果你經常走進書店，一定在暢銷書榜上看過《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》；或許也會發現

而推動的人，便是皇冠文化的總編輯許婷婷。

「我只希望大家記得我做的書，不用記得我沒關係。」對她而言，編輯是站在幕後的角色，讓故事被好好呈現出來，抵達讀者手中。

這次《文海》邀請到許婷婷，談一談她的生命經驗和出版信念。

一、天秤兩端的輕重

「我讀中文系是沒有選擇的選擇。」許婷婷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擅長數理，無法適應其他科系的內容。

談到當初決定讀中文系的契機，許婷婷將記憶拉回高中時編寫校刊的經驗。那時候她對於看著刊物從無到有，一點一點的成形，感到非常著迷，「在朦朦朧朧之間，我可能就對這件事情有些嚮往。」不過當時她並沒有明確設定要成為編輯，也不太了解這份工作到底在做什麼，只是覺得自己未來可能會從事文字工作，所以大學的科系想離文字更近一點，選系大概是這樣來的。

「中文系的訓練很棒的一點是，它不會給你標準答案。」許婷婷在大學的學習經歷裡，收獲最大的不是把文字學、語言學之類的課程學得多精通，也並非掌握了做編輯的訣竅；她說大學四年帶來最重要的事情，是學會把習以為常的風景，看出它裡面深刻的本質。也許有的科系會告訴我們，走哪條路可以最快、最省錢的到達目的地；但中文系比較沒有固定的目的地，而是會「告訴你有十個方向，看你要往哪個走。」

回望大學生活，許婷婷笑說自己當時並不算很認真的人，常常翹課去圖書館看書。當時的年紀讓她總是想看一些艱澀的、生命經驗還不可及的書，比方說馬奎斯的《百年孤寂》，或是張愛玲的作品。在她那時候的眼裡，「經典」仿佛被鍍上一層魔力，忍不住去好奇，大家為什麼愛讀那些所謂的「經典」？為什麼作者已經過世那麼久了，每一代都還是要讀它？

而另一本跟許婷婷很有緣分的「經典」，是米蘭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。

與它結緣的起點可以回溯至許婷婷考大學前一天，她背著書包出門，卻沒有去衝刺班上課。她回憶起那時候很愛去西門町，就去了那邊的一間咖啡店，「我心裡想，我再也不要看教科書了，我真的夠了。」

咖啡廳裡有一整面書架，書脊排的密密麻麻。在那一排書之間，有一個書名忽然躍入眼簾，便是米蘭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。對十七、八歲的許婷婷來說，會對於書名的文字遊戲感到納悶——為什麼不能承受，可是卻是輕的？她把書抽出來翻開，想說「這是什麼東西啊，完全看不懂。」卻仍然能夠稍微意識到，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「不能承受之輕」。

她繼續往下說，對應到當時考大學，大家都把這標示成重要的事，告訴她現在的選擇會影響未來。然而她其實感到有一點憤怒，「我才幾歲，為什麼要我做這麼至關重要的人生選擇。」

但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中對於輕重的詮釋並非絕對，而在天秤兩端不斷起落。這讓她意識到，輕與重不一定是非黑即白的，現在看起來很重要的事情，也許沒有那麼重要，反之亦然。這對於當時被教科書和考試填滿整個世界的許婷婷而言，這本書推開了一條縫隙，讓她窺見不同的可能性。

「所以那本書成為了我的人生之書。」她每一兩年就會重讀一次，雖然每次都還是會有看不懂的地方，可是下一次再讀，可能會懂上次困惑的部分，又產生新的疑問。「我覺得好的書，如果跟你有緣分，它就應該是這樣的。它要很耐讀，讓你一直讀、一直有新的思考。」

二、把興趣當飯吃

對許婷婷來說，閱讀既是興趣也是工作。

是否要把興趣作為職業是近幾年流行的話題，透過做喜歡的事情賺錢，好像理應比較快樂，然而也有不少人在興趣變成工作後，耐不住隨之而來的壓力，一點點消磨掉原先的熱情。

談到編輯的專業背景是否會影響她的閱讀體驗時，她形容自己有一個明確的開關。「當我在看工作的書稿時，我會開啟工作模式」，這是讓許婷婷調適好兩者身份的秘訣。

所謂的工作模式，是在閱讀時不斷思考文字與市場之間的距離，「這一句話是否吸引人？讀者看到時，會不會願意為這本書掏錢？」但是當私人時間閱讀閒書時，便會單純的回到讀者的位置。她會讓自己完全的沉浸在故事之中，去建構作品的世界觀，跟著角色走過他的人生。

而這樣的閱讀經驗，也逐漸形塑出她成為編輯後想要達成的願望。

許婷婷認為「閱讀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。」人們可以在餐桌上談天說地，分享同一份口味；在昏暗的影廳裡並肩開懷大笑或是潸然淚下，一起度過許多日常，卻無法與他人共享吸收文字的速度和翻頁的頻率。在闔上書頁後，不論是共鳴或震驚，在心底泛起的種種漣漪都是私密而獨享的。這樣純粹的樂趣便是她工作的起點。身為編輯，她往往是作者完成作品後的第一個讀者，如果能夠把閱讀時的悸動，透過自己的行銷語言，或是新穎的切入點重新包裝起來，讓更多讀者也感染到這份感動，「我會覺得那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。」

然而，出版工作並不只有浪漫的理想，也有許多繁複的任務。

喜愛閱讀的人也許多少對編輯這份職業有些憧憬，對出版業的想像帶著濾鏡。書稿、作者、書店與閱讀，似乎都圍繞著某種文化氣息。但真正的個中滋味，卻只有身處其中的工作者才能清楚體會。

身為總編輯，許婷婷的工作十分繁雜。她一一列舉出負責的內容：審閱每個編輯寫好的書籍文案；書封設計的提案一次就有三、四個版本，她要從中挑選最適合的一款；還有每個月要上市的新書，都要追蹤它們的出版進度。除了這些編務之外，還要參與選題的決策，決定要簽哪本書，都要與同事開會討論、反覆權衡。另一項重要的工作則是與作者保持聯繫，「假設作者六月要交稿，我可能二月就要先問他是不是已經在寫了，這樣才確定六月真的可以收到稿子。」每一件事都像是一顆精密的齒輪，必須確保它們精確的運轉。

從細節的編務到整體的出版規劃許婷婷都要兼顧。可是當書籍誕生、在書店上架後，它接下來的命運卻是編輯無法掌握的。

出版市場有時難以捉摸，如果一本書賣的沒有預期的好，許婷婷說她的心情也會跟著受到影響，「看報表的時候，心情，她略帶無奈的笑起來，這是她身為編輯所面對的日常。

近年出版業不如過去熱絡，有時即使遇到自己很喜歡的書，也未必能得到讀者的回應。許婷婷坦言，這樣的情況其實並不少見。「那也是沒辦法的事，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努力。」她說，如果真的想做編輯，就得學會承受這些打擊，「不然其實做不長久。」

然而，這些困難並未削弱她對出版的熱情。在做書的過程中，見證書籍完成、上架，受到讀者的喜愛時，都能感受到深深的成就感與喜悅，這些滿足的瞬間足以覆蓋那些挫折，支撐許婷婷一直做到現在。

三、「出版寒冬」

關於書籍銷量的落差，許婷婷也提及自己對於不同時代出版環境的觀察。

從她踏入出版業的第一年開始，「出版寒冬」這四個字就一直在耳邊迴響。十幾年過去，這個說法依然被重複提起。「我沒有特別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」她說，無論時代如何艱難，人們想看好故事的需求始終存在。

當然，不同時代對於好故事的期待，也會隨著社會發展有所不同。而書就像一面鏡子，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的人在想什麼、需要什麼。「每一年賣得好的書，類型其實都不太一樣。」這是許婷婷觀察出來轉變的軌跡。

她回想起自己二十幾歲的那段時間，很流行沉甸甸的小說。像是《追風箏的孩子》、《達文西密碼》這樣篇幅龐大、情感濃度高的書，好像那個時候大家需要比較感性、沉重的故事。現在卻不一樣了，許婷婷感慨道「主流市場比較不受歡迎的其實是厚重的小說，都比較不好賣。」

短影音、社群媒體改變了注意力的節奏，大家習慣碎片化的閱讀方式，輕薄、閱讀門檻較低的書變得比較有機會。此外，現代人生活壓力大，療愈、輕盈的故事也會比較受歡迎。「像我會挑跟貓、食物或料理有關的書，短篇、閱讀負擔小的作品，對已經被生活折磨的人來說，可能會帶來舒緩。」

時代變遷，不只是讀者對書籍的偏好在改變，也深深影響了編輯做書的方式。許婷婷體會到現在變得越來越難，「以前要做的事情沒有那麼多，現在多了很多。」相較於文字，大家更容易受到圖像吸引，讀者的注意力也變得非常寶貴。因此書籍的行銷變得更加關鍵，文字要更精準，得從三四百頁的故事裡萃取出最吸引人的點。許婷婷認為，現在做書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跟外面的世界保持連結，「你要知道最近紅什麼韓劇，大家在討論什麼，年輕人怎麼說話。」

「你不能躲起來，你要站在人群裡觀察大家在看什麼。」她說編輯很怕關起門來做書，最後只做自己覺得好的東西，卻賣不出去。為了保持對市場的敏銳，許婷婷做Podcast、經營粉專，這都是跟讀者互動的機會；就算有人不喜歡她推薦的書，她也會問原因，這也是一種回饋。

儘管社會不斷變化，許婷婷始終相信特別的故事還是賣得動。

《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》對她而言就是這樣一本書，很有當代性。大家都在看電子書的時候，它強調「不能以電子形式被完全複製」，利用這樣的設定去回應時代。「當電子閱讀成為常態時，為什麼要把注意力重新拉回紙本？」許婷婷提到，這個問題本身便令人好奇，也是她認為這本書熱賣、引起廣大迴響，不可取代的原因。

若是說《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》是順應時代而生的作品，日本編劇坂元裕二的《初戀與不倫》則是許婷婷挑戰市場的嘗試。

她知道這位編劇在台灣的讀者市場較為小眾，書簽下來也不一定會大賣，但因為私心非常喜歡這個故事，書中以書信的敘述形式呈現出獨特的樣貌，便仍然決定將它帶到讀者面前。而這本書也成為許婷婷很大的鼓勵。憑藉著對這位編劇的了解，她給了這本書很精準的包裝跟行銷，最後獲得再版的機會。「對我來說，就是很有成就感、又很開心的一件事情。」

許婷婷對出版行業還是樂觀的，在這個注意力經濟的時代，大家反而更需要厲害的故事。我們都不知道未來讀者的喜好與流行會如何變動，許婷婷也說她不是一個會規劃五年後、十年後要做什麼的人，「所以我也不知道會做多久，只是書來了我就好好做」，這是她抱持著的信念。